而清朝末期的“戊戌变法”就是光绪帝在中南海亲自宣布的变法运动，只不过随着清王朝的衰落，中南海被多国列强烧杀抢掠，满目疮痍。

这种尴尬的情况直到1949年初才得到改变，那时北平城刚刚解放，中南海的大门却一直大敞着。

残破的中南海在解放军的修缮下逐渐得到改善，几个月之后便焕然一新，虽然未曾恢复到历史上的鼎盛颜值，但至少达到了可以入住的水准。

想想李自成

1949年春，党中央在收拾齐备后，从住惯了的西柏坡搬到了北平的香山。

对于香山，毛主席相当属意这个地方，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安全，隐秘性高。

不过也因为香山离北京城中心很远，毛主席为了处理政务，不由得每天得在香山和北京城两地之间来回往返，这样的疲劳行程让党中央办公地点这个问题再次提上议程。

那时叶帅还是北平市长，他的想法很纯粹，那就是想让毛主席把党中央搬到中南海。

可这个建议却被毛主席直接开口否决了，理由也很简单，我党不是封建王朝，不能学皇帝，也不能学李自成。

双方争持之下，由多位中央领导联席参加的民主会议拉开帷幕，主题就是要把党中央的办公地点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给解决掉。

会议上，叶帅也是阐述了中南海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地位，虽然过去属于明、清皇朝，但成规模的办公建筑是现成的。

再加上中南海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一众领导人在中南海办公，也比较容易保证安保工作。

而毛主席沉思之后，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中南海与封建王朝的关系太过密切，与我党的人民民主相矛盾。

虽然中南海建筑很完善，但装饰有封建王朝的奢靡之风，和我党坚守的朴素原则也有天然存在的冲突。

后来叶帅又解释道，如今封建王朝已然不再，我党历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中南海在我党入驻后也会转变为我党的“政治中心”，人民群众也更愿意党中央能够待在北京城，待在人民群众中间。

于是，这场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结束，最终党中央决定把中南海打造成未来新中国的真正“政治中心”。

中南海和“为人民服务”

在党中央陆续转移到中南海后，整个新中国的政治核心工作全部集中到了这个过去的“皇家游园”。

而以毛主席、刘少奇和彭老总等高级领导人的家庭也安置在了里面，当然一众领导人还坚持交“房租”。

进入新社会，中南海并不像旧时代一样在平民百姓中高不可攀，广大人民群众也是可以进到中南海里面的。

哪怕多年之后，党中央仍然将一整个中南海划出了很大一部分，用来让人民群众到里面游玩，而不是完全隔离于“人世间”。

建国初，新中国绝大多数的党政机关门口都是挂着各单位的名头牌匾的，只有像国防部和中央人民政府等少数高级机关尚未决定牌匾的最终落名。

当时齐燕铭同志担任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一职，自然这种定牌匾的事情也在他的职权范围内。

于是，几经思量下，他终于在中南海的旧建筑里面寻摸到了一些金丝楠木来当做打造牌匾的木料。

等做好后，他又整了写着“中央人民政府”的宣纸，两相搭配后牌匾的完全体就算做好了。

等到齐燕铭准备在新华门挂上那块“中央人民政府”的大牌匾时，却被周总理给制止了。

对此，周总理的看法是，新中国始终是和人民一道面对现在和未来的，不应该脱离人民群众。

更何况，新中国在人民群众间的威信也不是一块制作精良的牌匾所能影响的，挂上去之后反而看着像是旧社会，这可是和人民群众背道而驰啊。

就这样，那块齐燕铭精心制造的“中央人民政府”牌匾最终还是没有了用武之地，但并没有彻底淹没在历史浪潮之中，而是作为国家重要文物被珍藏在首都博物馆中。

1967年时，中南海新华门，大敞着门能够看到影壁上的五个笔力雄浑的“为人民服务”大字，正是毛主席亲自手书之作。

简简单单五个字，不正是我们人民政府一切政治活动的核心所在吗？

人民政府，一切为人民，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背离人民群众，那样只会把路走死。

透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等老一辈红色革命家在有关“中央人民政府”的论调，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真正伟人身体力行的“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

不搞虚名，只干实事，这才是如今党员干部要学习和进步的方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为了人民，服务人民！